在汕头，选择《汕头程序规定》的实施对明确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划分有很大作用的比例是36．4％ ，有一定作用的是54．1％。

从理论上讲，公众诉求表达与社会纠纷、社会矛盾、利益分配等内容相关，这些内容都隐藏着非常深的社会问题，此点要求必须把公众诉求表达机制放在社会大系统之中去考察。此时，政府作为一个间接地与公众发生关系的主体出现于公众面前。

那么，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纲则是表达机制所面对的诉求的量。第四阶段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出台之前，这一阶段为公众诉求的法制与法治交织阶段。宪政本身不是政治机制对社会公众的严格控制，而是社会公众通过政治机制和宪法典则以及其他一些法律典则对有关存在于国家中的机构实体的控制。即是说，公众诉求表达的法律形式是一国立法机关制定的具体实在法形式的法律规则。第三，不利于彰显法治政府的精神。

这些都说明对目前表达形式进行有效整合是完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基本思路。大调解理论就认为国家应当建立一个统一的调解机制将所有能够调解的纠纷都统一到这个体系中来。可想而知，如果秉持传统的国体概念，并将国体单纯地区分为君主制与共和制（或民主制），则不足以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而毛泽东的国体概念不仅为这场革命以及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赋予了正当性，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历史方向，即要建立一个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作为最终通往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阶段。

而国体的这种内部结构又是有规范性秩序的，并内在地要求一种合理的规范性秩序，正因如此，这种国体条款也具有一种国家统合的功能。[79]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之八、专集之三十三），第94页。  注释: 本文为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的研究成果之一。当然，这一意涵只是我国宪法国体条款所, 蕴含的初始含义。

  二、国体概念在日本宪法学上的建构 在日本近代史上，真正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政要人物，如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毅等人，均是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国体主义者。[13] 会泽的这种国体论可谓用心良苦，旨在以全民自发性的服从来取代当权者强制性的支配，以期归民志于一，实现国家力量的统一。

[91] 段麟郊：《评五五宪草总纲中之国体领土与民族》，《地方自治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7期。他从德国近代国法学集大成者耶利内克等人所主张的国家法人说出发，认为国家本身在法律上具有人格，而无论在任何国家，所谓的统治权（主权）都归属于作为法人的国家本身，为此没有必要采用所谓国体这一概念再去判断主权之所在。该书开篇即指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勅永久统治之。[12] 会泽其实已经洞见到：当时的西方列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一体性，是因为基督教发挥了一种统合性的、源动性的凝聚力量，而他认为在古代日本也存在类似这样的某种一体性，即天照大神所创建并被传承下来的、以政祭一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历史传统，这就是他所诠释的国体。

四正五官，国之体也一句，[④] 其中的国之体乃指君臣父子五行之官，具有类似于国家组成要素的含义。[104] 参见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第36页。明治宪法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制定的。[99] 参见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64] 可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之二、文集之十三），第70-71页。摘要:  国体一词从语源学上可追溯至诸多中国古籍，但作为法政概念，则经历了从近代德国被移植到明治时期的日本、再从日本被移植到晚清中国的，可谓跨国交叉往复移植的过程。

[29] 有关拉班德的研究在国内迄今较为鲜见，可参见林来梵：《法律实证主义方法的故事——以拉班德的国法学为焦点》，《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关键词:  国体 政体 国家性质 国家统合 跨国移植   国体是当今中国法政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宪法学基本范畴之一。

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国体概念在总体上趋于式微，加之宪法及其安定性本身长期尚付阙如，为此，无论是有关国体的宪法解释学还是有关国体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均不甚发达，直至1940年代初毛泽东有关国体学说的出现，才打开了国体概念史上的这一闷局。在日本，国体概念只是存活于明治宪法之下，时至现代日本宪法时期，由于该宪法放弃了国家主义，并确立了国民主权原理，这一概念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宪法颁布后，各种宪法解说书籍迭出，其中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书最具权威性，该书开宗明义即指出：天皇宝祚，承之祖宗，传之孙子，国家统治权之所在也。1911年，美浓部达吉就对穗积的国体论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58] 另外，达寿还力图在国体概念的法政含义之外，赋予其某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内涵。[45] 最初的批判，可参见美濃部達吉『憲法講話』ゆまに書房（東京）2003年四十五―四十八ページ参照。

[6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三、文集之二十三），，第35页。国内的有关研究，可参见韩大元：《美浓部达吉立宪主义思想研究》，《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4期。

[9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6-677页。[48] 据考，早在1899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刚流亡日本第二年的梁启超就曾在《清议报》上断断续续连载由他本人节选的欧洲著名公法学家伯伦知理[49]的译稿《国家论》，其中卷三即采国体一词为题。

比如当其最早出现在日本古代文献《出云国造神贺词》中时，其意即为国家状态。······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

[75] 杨度与古德诺的文章只是使用了当时主流意义上的国体概念而已，对此概念在中国的移植与演变则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其当时所提出的国体变更论，则引发了巨大的震荡。[70] 梁启超的上述观点显然是为他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主义服务的，但在进入民国时期之后，为了因应共和革命已然成功这一历史转变，梁启超也对过去所持的国体观做了一些相应的修正。[93] 如当时参与了起草工作的张知本即持有此观点。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理论具有不朽影响力，但其并没有区分所谓的国体和政体，只是按照谁统治这个标准区分出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政体（πολιτε#943;α），进而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了三种堕落形态，即僭主制、寡头制和众愚制。

[17] 参见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页。[106] 新中国政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均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自现行宪法颁行以来，我国宪政实践的发展进程在总体上正是依循这种理路发展而来的。

[46] 面对美浓部达吉的有力批评，穗积八束的后继者上杉慎吉与其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论战，然而，由于两人的理论水平存在差距，加之立宪主义已成为那个时期日本的时代潮流，学界与言论界多倾向于支持美浓部的新说，为此上杉慎吉终究没有占得上风。国内也已有学者认同，达寿是清廷1907年底第二批派出的三位考察大臣（另两位是派往英国的汪大燮与派往德国的于式枚）中对清廷的影响最大的一位。

[75] 参见古德诺：《变更国体论》，隺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第26页以下。时值1940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共斗争的形势亦趋于严峻，中国向何处去成为突出的问题。

当然，毛泽东不仅选择了将马列主义在中国加以本土化的叙述立场，而且其所提出的见解与中国以往的国体学说也保持了一定的继承性。[86] 国体概念史上的这一事件表明了：美浓部本来就是一位国体论者，只不过他所持有的国体与穗积式的国体概念不同而已。其中，1901年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书的中译本在中国付梓，此书多次提及国体一词，并加以阐论。有关研究不胜枚举，较新的成果可参见川尻文彦：《梁启超的政治学——以明治日本的国家学和伯伦知理的受容为中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62]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文集之十），第3页。[33]穂積八束前掲書『憲法提要』 五十五ページ。

而从其规范意义的逻辑脉络上而言，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统合的主导力量，这就内在地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时代的发展尽力地反映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同时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执政方式，实行依法执政，建立现代法治秩序，[105] 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达致大国治理秩序的稳定，有效实现国家统合的目标，顺利完成艰巨卓绝的社会转型，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26]野田良之他編前掲書二二七ページ以下参照。

[36] 这个说法可参见：田上稂治編『体系憲法辞典』製林書院新社（東京）１９６８年 三十三ページ「国体と政体」に関する説明文。这就使得其国体观的变迁进入了第四阶段。